唐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此时，散文从经史哲学中分离出来，由应用性而转向文学性，拥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于是唐宋散文一改六朝浮靡的文风，提倡更接近生活的“古文”是秦汉散文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文学史上里程碑时期。作家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度张物，创造性高度发挥，散文体裁更为丰富多彩，体裁得到拓展，创作技法日趋丰富，语言也高度个性化，更为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

        中国古代散文，早在先秦就蔚为大观。先秦诸子陈述己说，雄辩滔滔:《左传》、《国策》记载史事，时见华章。《史记》成功的人物描写更是将史传散文推向了高峰。六朝小赋与骈文，其中也不缺精美的篇章。但长期以来，散文或存于经史，或脱胎于哲学，并没有真正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而存在。只有到了唐宋，中国古代散文才真正辉煌，此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孕育而生，唐宋散文一改六朝浮靡的文风，提倡更接近生活的“古文”是秦汉散文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文学史上里程碑似的时期。此时文风大变，合体齐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散文摆脱了经史哲学的樊篱，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一、散文创作会通适变、通中有变

        唐宋时期，散文从经史和哲学中分离出来，既革除六朝旧习，又开辟了宋元以后散文点发展道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走承先启后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由应用性向文学性转变，真正进入文学境界，至此，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有了其独立的审美价值。散文的本质在于自由，它要求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现自我，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动辄讲求声律的骈文很难达到这一境界。因此，隋唐之际，不少文人都开始反对骈文，倡导文体的变革。从隋朝的李谔到太宗时的重臣魏征，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他们分别以其中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中唐时期，更以大量古文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全面革新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期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更为鲜明系统，创作上更为大量的抒情名篇，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内容与形式。到了北宋中叶，欧阳修等再次掀起古文新潮，经过曾巩、王安石、三苏的不断努力，韩柳古文传统得以继承发扬，形成了宋一代散文平易流畅、简明通达的艺术风格。两次古文运动的成就，使得唐宋散文从骈文这一贵族的殿堂里走了出来，走向了市林，走入社会。散文进一步摆脱了声律的束缚，打破了许多人为的框架，一种更为贴近生活，更能适应时代进步和语言发展的新文体——古文应用而生了。从此以后，散文就从经史哲学的附席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作家们可以用其自由地、无拘无束地抒情写意，当然，置身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走入“纯文学”的道路的，任何文学样式，都不可能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唐宋散文也不例外，他们在让散文进入文学境界的同时，也将散文经世致用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二、散文个性化、风格多样化

        散文个性化、风格多样化唐宋散文的巨大成就与高度个性化的语言也是分不开的。散文一旦摆脱经史哲学的束缚，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他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各呈风姿，构成了唐宋散文百花齐放的局面。唐宋散文之前，散文的功能主要在政治和文论，结构上一般是平铺直叙条分缕析，尽管先秦诸子中有汪洋恣肆的《庄子》和才辩纵横的《孟子》；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散文《史记》；以清俊平淡、质朴有致风格抒写人生的陶渊明，但是，大部分作家的个人风格并不鲜明。唐宋之际，不少散文大家推陈出新，潜心创造，散文才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和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比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中口语的活用，使文章更为活泼灵动，绚丽多彩，同时也表明古代散文语言在进一步贴近生活，贴近现实。韩愈文章还有很多自铸新词，不少成语流传至今，语言的独创与变化，使韩愈散文独具一格，但韩愈有时为了力避陈言，常用怪异之字，久之不免流于晦涩。但韩门弟子更是将这种“横空盘硬语”推向极致，因而以苏欧为代表的北宋作家，呼吁“勿用造语”“取其自然”，经过他们的身体力行，散文语言更加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至此，中国古代散文语言才发生了充分变化，散文语言才更为生动流畅，多姿多彩。

        总之，唐宋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散文从经史哲学中分离出来，由应用性而转向文学性，拥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提倡创造性高度发挥，散文体裁丰富多彩，体裁得到拓展，创作技法日趋丰富，语言也高度个性化，更为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