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国际学界在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维护世界和平正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恶意虚无历史、篡改历史的声音仍不时出现。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拆除历史纪念碑、修改历史教科书、模糊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屡见不鲜。这都表明当前国际社会有一股历史修正主义浪潮正试图改写二战记忆，否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与价值。历史正在远去，但记忆不容篡改，只有还原历史真相，才能传播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正义，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际社会仍存在二战认知偏差

长期以来，欧美主流话语塑造起“欧洲中心”和“大国博弈”视角下的二战图景，中国的14年抗战往往在历史叙事中被不断压缩，甚至遭到误读或淡化。国际手册、词典、维基百科词条等仍大量沿用旧有叙事，在这一视角下，东方主战场的贡献被消解，中国军民伤亡的宏观数据与南京大屠杀等关键事件的微观研究也被刻意忽视。

更应引起警惕与重视的是，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和学界研究至今仍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犯下的累累罪行，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错误的二战史观，不论是推崇本国地位、贬低或忽视他国贡献的主张，还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都背离了历史真相，无法完整、全面地呈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认为，时至今日，日本对于二战时期的侵略历史始终未加正视并彻底反省。这不仅表现在否认慰安妇史实、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等罪行上，更严重的是，其错误的二战史观危害更甚。无论是大东亚战争史观、终战史观还是在民众中影响深远的“司马史观”，本质上都是以所谓的多元史观模糊历史真相，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战争，进而推卸战争罪责。

近年来，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日益淡忘，历史修正主义的迹象愈发显著。“这不能不引起学界关注和重视，我国学界更应以扎实的研究为基础，从中国视角积极发声。”臧运祜表示。

书写中国自己的二战史，就是要在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基础上，使历史认知与历史记忆在价值层面实现统一。“中国之所以必须书写自己的二战史，首先源于对既有叙事的警觉与反思。”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孟钟捷表示。在他看来，当前国际社会的二战史认知之所以呈现不同面向，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回顾二战史研究历程，西方国家起步较早并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相关影视与文学作品传播广泛，因而一直主导着二战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二战史书写的复杂性，还源于历史事实与当前社会在政治、情感、身份需求之间的多重矛盾。比如，日本为推卸战争责任而对历史问题保持暧昧；美国借强调自身二战贡献以强化当下的全球影响力……

对于中国的14年抗战史，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同认知。孟钟捷表示，在宏观层面，突出表现为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评价十分欠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缺少对中国抗战的完整叙述和介绍，既不谈中国战场发生的事件，更不去评述中国贡献。在微观层面，也存在着诸多片面和错误认识，一些国家不提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犯下的残暴罪行和我国民众遭受的巨大伤害，以至于让日本青年一代产生了日本是“受害者”的错误观念。

中国视角为二战史研究带来新转向

“中国二战史研究者有责任从新的视角阐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桂芳表示，在我国学者的努力下，我国二战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一派蓬勃景象，新视角、新成果层出不穷，不断更新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认知。

“近十年来，我国二战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在史料挖掘、研究视角、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成果，且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二战史书写带来了新的可能。”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秘书长姚惠娜表示。史桂芳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体现着中国学者的鲜明立场，反映出更为开放包容的研究视角，中国学者站在人类和平与正义的高度，以自身的研究创新和独特视角，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拓展了二战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在采访中，多位学者不约而同提到今年刚刚出版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姚惠娜介绍说，作为书写中国自己的二战史的重要代表性成果，该书全面描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主线与重要场景，是对我国二战史学界多年以来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和进一步深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表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二战史研究体系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充实。

除此之外，国内二战史研究围绕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中国参与战后秩序构建等领域，也产出了一系列丰富成果，相关成果被译成英文、俄文和日文在海外相继出版，国际反响颇盛。与之相呼应，聚焦战争记忆研究等前沿方向，青年一代在研究方法中更为注重跨学科整合，为二战史研究开辟了新空间。这些都进一步彰显出中国视角的不可替代性，为全球二战史书写提供了更为均衡与多元的范式。“这些成果不仅还原了真实历史，也纠正了欧美学者‘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历史叙事偏差，树立了正确二战史观。”姚惠娜表示。

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国际学术界的二战史书写正在发生新转向。我国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与民族伤亡牺牲的实证研究成为研究热点，南京大屠杀和日军暴行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刘本森认为，这种变化与全球史观的兴起、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抗战史史料的开放、研究成果的涌现和国际合作研究的推进，促使国际社会不断正视中国战场的巨大贡献。

推进二战史研究不断深化拓展

“中国视角更关注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既注重中国抵抗侵略、维护和平的国际贡献，又肯定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各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作出的贡献，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真实，进而为推进二战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史桂芳表示。

学术研究为理论创新奠定基础，有助于保证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被正确认识。孟钟捷建议，下一步要更重视对我国二战史的史料收集、整理与多语种数据库建设，并以此为基础鼓励编写高质量的二战史教材及辞典，并加大成果译介力度。他表示，尤其要注重从中国视角出发，凝练能体现中国贡献的经典人物、经典图片、经典事件和经典概念等，构建二战记忆中的中国板块，进一步凸显中国在二战中的正义之举和国际贡献。

学术研究是在交流合作中不断壮大发展的。臧运祜认为，拓展我国二战史研究的合作格局时，一方面，需要与国际学术界加强互动，构建“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机制，通过合作研究、档案互阅等方式密切往来；另一方面，鼓励海峡两岸学者“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弥合两岸对民族历史的认知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建议，研究中国战场的东方主战场地位和作用，要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历史正义出发。在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础上，还应重点挖掘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促进不同国家民众的认知共鸣。

国际传播注重分层分类，实现精准触达。刘本森认为，要推进中国二战史讲述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同，可以针对性进行叙事和讲述。在欧美等国，可通过学术共同研究和扩大资料开放，积极寻求学术破冰；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可共塑反殖民记忆，强化情感联结；在“全球南方”国家，则要突出反殖民叙事，凝聚发展共识。唯有如此，才能以共同价值突破文化边界，以集体记忆凝聚跨国认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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