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当时的埃及文物部共同签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文物部合作互助协议》，标志着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卢克索孟图神庙开启了合作之旅。
2025年4月，“埃及考古研究中心”揭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埃及的考古工作，标志着中埃文明对话进入机制化建设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负责人贾笑冰、骨干队员文臻和高伟做客中国社会科学网，分享作为考古人坚守田野、心系考古的心路历程。
01
为什么选择去埃及考古？
记者：咱这个项目大致是2018年左右开始的，现在也有六、七年了，那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大致从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发展？
高伟：这个（项目）一开始是从我们院里立项，是2016年就开始立项，然后2016年7月份正式立项，是咱们院的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一开始立项的时候，考古所就开始和埃及对方的对等部门，像埃及文物部开始对接，刚开始是由我们老所长王巍先生带团访问，就是埃方和中方互访了两次，然后确定下来合作的形式，还有合作的具体遗址，到2018年时候双方谈的差不多了就正式签约。2018年10月份签约，然后我们11月在工地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开工仪式，就算我们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开启了。
记者：对，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去埃及参与这个考古？
贾笑冰：我想是这样，因为中埃两国都是拥有悠久古代文明的国家，我们本身在国内也在做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意识到，除了我们要了解清楚，我们自己的事情之外，我们可能还要跟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做一个比较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提炼和把握我们中华文明自己独有的特点，同时在这个对比研究过程中，也能看到我们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为世界文明体系的发展演变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好的、最合适的一个地点就是埃及。因为埃及从文明起源开始一直到它的这个早期发展，几乎咱们是同步的。咱们比如说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的成果发布表明，我们至少是在距今5800年左右，那就是早期的古国时代，这种早期文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在长江、黄河流域，在西辽河流域都出现了，实际上埃及也正是这个时间点，进入到涅伽达I期文化，所谓前王朝时期，然后慢慢发展到法老时期，正好是几乎同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加深对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了解和理解。
高伟：为什么选择去埃及，还有一点就是埃及它是一个开放型的，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全世界的考古工作者来说，埃及都是一个特别向往的地方，因为它有着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后根据现行的政策，它其实还是最开放的，它当地的政府管理部门欢迎全世界关于考古和文化遗产工作的团队，到它那去做研究，所以有这么一个大的环境，现在主要的一些考古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其实都在埃及有这种工作，所以我们去当然也是理所应当的。
02
为什么选择去孟图神庙？
记者：那为什么会选择去孟图神庙这个遗址呢？
高伟：然后一开始，选择孟图神庙这个区域，其实因为孟图神庙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坐落在卡尔纳克中心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卡尔纳克就是古埃及最辉煌的新王国时期的首都所在地，当时全国都供奉的是阿蒙拉神，这个阿蒙拉神的供奉地就在卡尔纳克的这个大神庙，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然后这个中心的影响力一直持续，虽然埃及把它的中心转移到地中海了，但是在埃及的南部，它这个中心的地位还都在，而且孟图神是卢克索这个地方的神，比如阿蒙拉神他是全国的主神，但是孟图神他是地方的神，所以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引发学者们的研究、联想，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无论它的历史地位还是学术地位，都挺重要的（地方）。当时埃及的同事们给我们推荐这个地方，我们也觉得就像一拍即合似的，这么好的遗址，我们就马上同意了。
记者：孟图神庙对于埃及的意义，如果类比中国，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高伟：不太好比。因为古代埃及，它是一个宗教氛围很浓的地方，就是古埃及的政权和神权是难以分割的。比如法老每次去到神庙做礼拜、祭祀的时候，其实他所祈求的或者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为了他下一次征战或者是做什么重大决策，所以它们之间是这个关系，但是孟图神庙所在的卡尔纳克这个地方，也随着这个王朝的变化，它的地位也有时候衰落，有时候兴起，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要按照旅游的游客量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位置相当于咱们的故宫，就是每一个到北京的人都要去故宫看，然后每一个到卢克索的游客，都得去卡尔纳克的神庙看，那个孟图神庙其实是卡尔纳克神庙还没有公开的一个区域，就是还暂时不对游客开放，因为它很长时间没有进行工作了，然后开放的这个条件也没有，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这工作。
记者：明白了，这可能是埃及的故宫。
贾笑冰：也不能说是故宫，因为我们的故宫是皇帝住的地方，它是个居所，它（孟图神庙）是供奉神灵的一个地方。如果非要比重要性的话，比如说，因为卡尔纳克神庙是个宗庙群，法老有一个他的宫殿，现在这宫殿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不知道它在哪，但肯定是在卢克索这个地方，就在当时底比斯这个地方。他可能在那边居住、生活、办公，然后到这边来敬神，做一些礼仪活动，就像高伟刚才说的，有点像咱们这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征发前，要做一些占卜活动，得到一些神谕、神示，有点像我们清代的皇帝居住在故宫，但是他每年要祭天、要祭地，要有天坛和地坛，有可能它的这个地位就有点像天坛、地坛那种举行宗教活动的（地方）。
03
在海外考古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记者：明白了，这样就明白了孟图神庙这样一个地位。咱们刚去孟图神庙和埃及的工作人员一起合作的时候，是会遇到哪些困难？
贾笑冰：最大的困难，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讲，因为埃及学、埃及考古学人家有200多年了，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的学者在做主导，所以他有一套他的理念方法，包括发掘的方法、记录的方法，那我们中国考古学也有一百多年了，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学术传统，两个学术传统之间的大方向是不变的，是对应的、相符合的，但是一些细节方法论上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我们发掘的成果。比如我们设计一些表格，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设计一些表格，埃方的同事觉得，你既然来了就用我们的这套，直接用就行，因为他们更习惯。后来我们就跟埃方交流，就说既然中国考古学的工作者来了，我们也不能完全把中国的这一套带到那边去，因为他有些确实不适应，然后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埃及的那套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也不适应，就是双方其实需要磨合。我们去了之后，按照我们的理论和方法，按照我们的学术传统和理念，提出来我们工作的方式，这两边实际上，我们跟埃方的学者解释是，我们两方会有一个小小的碰撞和磨合的过程，这个碰撞实际上也许就是这种全新的视角进去，全新的认识进去之后，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切入点、新的切入点，也许就是在埃及考古学或者埃及学的研究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认识。当然这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也许通过多少年的工作，也许才有成果、有成效，他们也认同我们的这种想法，就觉得既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碰撞到一起了，而且要在一起工作，我们就需要磨合出来一个适应两方的，又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埃及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工作方式、工作理念，实际一直到现在有些东西也在磨合。因为考古这个东西，它总是有新东西出来，有新东西出来，大家认识不一样，我想这么做，他想这么做，这个总是有逐渐磨合的过程。
高伟：您说的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到国外去，最大的困难无外乎就是语言问题、沟通问题。就是像贾老师说的，我们现在这个磨合一直在进行当中，就是怎么找一个适合的沟通方式，让双方团队合作更顺畅、更有效率。比如我们当时刚到的时候，比如跟当地的工人，让他去做什么事情之前，我必须要用英文和会讲英文的埃方同事沟通好，然后这个埃方同事再用阿拉伯语和这个工人再沟通好，这其实至少需要两次沟通，然后在这两次沟通当中也闹过很多误会和笑话，因为毕竟英文都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其实去埃及之前英文都挺好的，到了埃及之后，因为要适应他们的口音，适应他们的用词、词汇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词你那么说他听不懂，但是你加上埃及的口音他就听懂了。其实沟通是一个难点，包括对待不同的人怎么沟通，然后怎么跟埃及的同事，说明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些都是需要沟通的。
记者：确实想想都挺难的，因为这不单单是跨语言，还要有语言里面的方言。
文臻：我们初期的时候，有过很多次的团队会议，可能每两周就会有，有时在工地上，有时在我们驻地那个地方，针对于我们工作的情况（进行沟通），因为大家有很多在理念上和方法上会有各自出发点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大家碰个头，总结一下我们的情况，然后看看下一步怎么做，特别（是）前两年我们的工作会议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大家也都会聚一次。
高伟：还有（关于）这个语言问题就是，我们两方面都知道，英文毕竟不是（母语），我们不可能一直用英文来沟通，所以我们这边也开始学阿拉伯语，然后埃方的同事也开始学中文，因为卢克索有一个孔子课堂，他们也有几个埃方的队员去那边，每天去学中文，所以未来我们的工作语言，到底是阿语还是中文，就看哪个学得比较好，谁学得好就用这个当工作语言。
贾笑冰：第二、三个工作季的时候，我们都请一个埃及同事，每周五到我们驻地去给我们讲阿语，实际上就是一些常用的工地发掘（用词），比如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出来了，工人可能不认识，你要马上叫停，说不能动了，像这样的词，在不久的将来，（希望）我们可以用阿语跟他们交流。
04
遇到限制时如何自制替代设备？
记者：我真的觉得这考古基地太锻炼人了，全面的人才。我听说还有像最开始，他们那可能有一些限制无人机不能用，咱们还自己研制小工具？
贾笑冰：也不能叫研制 ，其实在国内用的也挺多。之前我们无人机比较普及的时候，我记得是2013年之后、2014年那会，之前也是为了拍照效果好，我们就弄了个杆把照相机挑上去，那是数码化的时候。在数字相机出来之前，用胶片的时候，我们在工地发掘，比如我在山东、内蒙古做发掘的时候，像你们做节目时候，不经常用那个很长的摇臂嘛，但这个摇臂对考古队来讲太贵了，我们买不起，没办法，我们就做个很长的梯子，人爬上去，然后那梯子上你不得靠着什么东西嘛，你没有可靠的东西，就拴两条长长的绳子，一边上那么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拉着这个绳子，这梯子是可以活动的，就像摇臂一样，然后后面拉绳子那人负责控制那个梯子，然后再专门有一个人看着那个梯子脚，怕它翘起来，像我就挂好几台相机，黑白的、彩色的，还有这个幻灯片，爬上去，我就在上面喊低一点，他们就往下放，高一点，他们就往后拉绳子。后来有数码化了，你可以遥控了，特别是取景，我们就弄一个长长的杆子，把那个相机绑在上面，实际就是借鉴（无人机），在埃及工作的时候，因为不让用无人机，我们没法达到航拍的效果，就只能为了让这一个遗迹或者一处建筑完整地被拍摄下来，我们就只能自己设计好，一粗一细两根钢管或者是铝合金的管套在一起，怎么样地固定，上面怎么装一个云台，把相机固定上，遥控拍照。这个实际上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增加了我们不少的工作量，比如拿孟图神庙来讲，无人机上去可以拔得很高，作为三维建模来说，这个正射影像，可能拍个上千张照片就挺好的了，也很快，因为你设定好航线，它就自己飞嘛，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挑竿，我们就得靠人端着相机一点一点地拍，可能就得多拍十倍的照片都不止，都得上万张，一两万张照片才能完成一个（建模）。
记者：确实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常看到的是，一项成果出来了以后，发布会上非常光鲜的，但是没想到背后却有那么多的，日复一日的（琐碎），有那么多的困难需要面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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