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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承伟: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5-04-09 21:59:03   浏览次数:9  发布人:1a37****  IP:124.223.189***  评论:0
    导读

    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 黄承伟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不懈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步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快提供了动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发展及其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中国乡村全面


    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

    黄承伟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不懈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步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快提供了动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发展及其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文章从历史方位、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基本框架等方面,总结、研究并系统阐述了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问题,创新性提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总纲、分论、特论(党建引领理论)的理论体系建构框架,对进一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 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全面振兴;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理论体系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大部署,“三农”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21年,党中央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设立五年“过渡期”,作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三农”工作、乡村振兴工作统筹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下,从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四个方面进行部署[1],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总体上,我国守住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全面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取得新进展,科技改革驱动和农民增收举措持续强化,工作机制不断健全,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关键支撑。

    科学的理论总是与伟大的实践相互激荡、共进同行。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先导作用。乡村振兴的成效,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的“三农”创新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必然结果。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十四五”规划就要完成、“十五五”规划即将开启的关键时间节点,从历史方位、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基本框架等方面,总结、研究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问题,对进一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学理化、体系化阐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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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方位

    准确把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方位,就是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共同富裕之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首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3]比较而言,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差距相当大,“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这就决定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更加重视乡村,要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其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牢记亿万农民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要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党在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根本目的就是在新时代充分体现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再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任务。“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农村仍将有四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四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四十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3]第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的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以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有效投资,为更好推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活力,为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第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3]。“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因此,要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第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大国能够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问题。我国干好乡村振兴事业,本身就是对全球的重大贡献”。[3]

    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印发;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9年至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都是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意见。上述文件、规划部署了实施乡村战略的方方面面举措。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新的部署,丰富发展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和要求。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指明了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路径,阐述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要求和主攻方向,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三农”工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际上是丰富发展了乡村振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战略内涵,更加凸显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导向和时代特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为题,对做好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进行新的部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入新阶段。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重要战略部署,深刻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并从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作出部署,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改革方向,确定了改革路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任务就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下的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明确“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5],进一步强调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是七条“之路”集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从七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七条“之路”,实际上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理论框架,也是乡村振兴历史方位的集中阐述。这七条“之路”就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3]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实际上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指引,以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乡村宜居宜业建设为中心推进农村现代化、以农民富裕富足为目标推进农民现代化等“三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进程及成效、实现路径及时代意义等要素组合呈现的乡村发展形态。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底线任务。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是高质量发展之路。首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的创新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体现。从精神实质层面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助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更充分体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全民性、全面性和共建性、共享性,更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从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其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农业强国就是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可以说,建设农业强国方略赋予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全面、更系统、更具有支撑作用的时代使命。再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视野,需要具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维,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特征和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是共同富裕之路。其一,乡村振兴是持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这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在内涵、目标、方向等方面具有完全一致性。其二,乡村振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选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更充分挖掘农村的巨大内需空间。助力6亿左右农民增加收入,会激发广大乡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乡村旅游、农业休闲观光、农村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发展,也会进一步带动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目标,通过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强农业科技装备的强化和智慧农业的建设,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等,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稳住农业基本盘,促进农业供给侧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有利于突破城乡之间多方面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正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其三,乡村振兴是缩小发展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探索。我国以乡村振兴为抓手,把“三农”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破题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人类国家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全新探索和伟大成就,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展示了新路径、新图景。具体来看,乡村振兴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乡村振兴目的是促进政治文明的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充分呈现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就是加快形成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乡村振兴有力有效促进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向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条融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于一体的共同富裕绿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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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相应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 本文把支撑理论分为两类: 一是为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提供间接支撑的理论,主要是高质量发展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共同富裕理论; 二是直接为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提供支撑的理论,即党的“三农”创新理论体系。 而新时代以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显著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

    (一)间接支撑理论

    为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提供间接支撑的主要理论,包括高质量发展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共同富裕理论。

    高质量发展理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理论概括和战略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新常态”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再到“新质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思虑深远,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新时代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引,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一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二要融入新发展格局,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三要加快建成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四要统筹推进“三个乡村”,就是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五要扎实推进“三个现代化”,即以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乡村宜居宜业建设为中心推进农村现代化、以农民富裕富足为目标推进农民现代化;六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把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制度体系,培养培育农民参与意识、技能和能力;七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环节,落实好《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6]。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7]这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振兴道路,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着“压舱石”作用;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进程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最关键的是体现普惠性,意味着全体人民要共享现代化成果,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底线任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持续增加居民收入,意味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以高质量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最关键在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在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要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改善,以乡村振兴带动乡风文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最关键的是绿色发展,意味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和全局高度,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上,就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透彻阐明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形成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现实性、指导性的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要深刻领会共同富裕理论的丰富内涵,把握好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8]必须把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准确把握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高质量乡村振兴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基础。共同富裕理论从多个维度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挥指导作用,集中体现在:一是从目标定位上引领乡村振兴;二是从工作重点上引领乡村振兴;三是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指引;四是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需要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五是共同富裕理论指引推进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六是共同富裕理论指引以高质量乡村振兴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中国以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实践和理论基础[9];七是共同富裕理论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议题研究,如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逻辑关联研究、共同富裕目标下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研究、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构建等。

    (二)理论基础

    新时代党的“三农”工作创新理论是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建构的直接支撑。实践证明,指导实践的党的“三农”理论的内涵在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中不断丰富,新时代党的“三农”工作创新理论体系逐步完善,是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构建的直接支撑。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实践探索于革命、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完善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该理论聚焦扶贫领导论、目标论、方法论、道路论、制度论、动力论、作风论、发展论,有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创新逻辑。坚持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政治制度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价值立场;坚持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基本方法;坚持发展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并重,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关键理念;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动力;坚持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根本目标;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作风,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鲜明特征;坚持携手发展消除人类贫困,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新飞跃,推动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拓展了世界反贫困理论的新视野;从实践上建立健全了具有原创性和普遍价值的反贫困工作体系,推动注重提升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工作体系的构建,为全球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明了路径;从战略上把脱贫攻坚摆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在顶层设计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指导意义体现在:理念上提供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方法上提供了精准方法体系,目标引领上明确了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实现路径上指明了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着力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其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包括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建设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建设农业强国理论。建设农业强国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体现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以此类推,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明形态逻辑等方面,多维度理解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建设农业强国理论内涵丰富,集中体现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统筹推进农业强国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不动摇,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保障。建设农业强国理论的实践要求,一是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五是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六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七是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八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九是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10]

    新时代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引领改革实践不断取得新成就,展现了多重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科学指引了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完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道路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减贫与乡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其过程和结果蕴含着丰富的成功经验。科学总结这些经验,为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建构提供了直接支撑,也为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

    (三)实践基础

    我国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同时,也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实践基础。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全面推进。一是粮食稳产保供不断加强,中国饭碗端得更稳。“国家统计局12月13日发布数据: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比上年增加222亿斤,增长1.6%,在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进一步夯实了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11]二是农业生产结构持续优化,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新时代以来,我国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增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促进,农业基础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三是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差距持续缩小。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2013—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202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居民收入=1)为2.39,比2012年下降0.49。[12]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建设水平持续提高。首先,农村提质工程加快升级,基础设施更加完善。2023年末,全国有96.0%的村通自来水,全国农村居民有安全饮用水的户比重为98.7%。农村电气化有序推进。2023年末,全国99.4%的村进村主要道路路面为水泥或柏油(沥青);98.5%的村村内主要道路路面为水泥或柏油(沥青),农村道路养护管理布局日趋完善。农村通信设施不断完善,2023年末全国超过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其次,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村更加美丽宜居。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持续加力,2023年末全国有87.6%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村乱排乱放污水现象得到有效治理,2023年末全国有63.0%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对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再次,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深化,生产生活更加便捷。2023年末,全国74.5%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大大提升了农村居民生活便捷性和舒适性。农村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建设,2023年末全国已有10.2%的村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2]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效能明显提升。第一,乡村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群众素质显著提升。农村办学条件持续改善,2023年末全国平均每个乡镇拥有幼儿园(托儿所)达到7.1个;乡村师生结构更趋合理,2023年全国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生师比达到12.4:1。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明显提升,2023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户主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为64.9%。 第二,医疗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成效明显。据国家医保局统计,当前我国基本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参保质量持续提升。城乡居民财政补助标准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 第三,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更加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显著提高,“老有所养”“弱有所扶”取得新成效。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明显增加,农村救助帮扶持续加力。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加强,休闲娱乐日益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农村居民文化生活极大丰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持续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农村文化事业实现长足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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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框架

    科学回答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前沿问题,是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 理论前沿问题是指在推进工作和事业发展中那些具有重要性、全局性、战略性、时代性的问题。 准确回答和深入理解这些问题,需要突出把握好“为什么是理论前沿问题”“理论前沿问题指的是什么”“怎么把握、领会和理解理论前沿问题”这三个方面。 本文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农业强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三个维度,梳理乡村全面振兴当前面临的理论前沿问题,创新性提出建构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乡村振兴——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的总纲

    乡村全面振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呈现。人类社会不断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级的文明状态,直至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形态,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持续推进,才有可能为人类发展探索形成更多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文明新形态。[13]国的发展,特别是乡村的发展,解决的是人类发展的问题,为此,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建构必须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框架下进行。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前沿问题,主要有:乡村振兴的“国之大者”视野,新时代的“三农”理论体系,区域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实践,走好中国式乡村振兴之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与农民现代化,习近平强军、外交、经济、法治、生态文明、文化思想与乡村振兴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学理性回答,是建构乡村全面振兴理论总纲的基础。

    比如,乡村振兴“国之大者”的视野问题。换言之,乡村振兴是不是“国之大者”?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来看,虽然在文件、公开报道中并没有明确提及,但是,通过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就会发现,凡国之大者的要素,乡村振兴都具备,由此可以判断乡村振兴就是“国之大者”。也就是说,认识乡村振兴必须有“国之大者”的视野,否则就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央的有关决策部署。

    再如,新时代的“三农”理论体系。“三农”理论体系实际上也是在变化的,这一在解决和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动态性、开放性的特征。

    再比如,区域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与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全面、系统回答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京津冀的一体化等区域重大战略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只有理清楚其中的理论逻辑关系,才能准确找到政策的发力点。其他诸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实践等类似问题,都涉及人类的文明如何发展。

    简言之,研究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前沿问题,需要广阔的视野,需要立足探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乡村全面振兴的规律性的认识。

    (二)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下的乡村振兴——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的分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为此,应回答、阐述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下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前沿问题,从而奠定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中主体部分也即各分论建构的基础。

    关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理论前沿问题。如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发展滞后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构建开发式帮扶和兜底性保障相结合的农村低收入人群帮扶体系,构建从反贫困、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严守耕地红线、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大食物观与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粮食安全社会学基础,等。

    关于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前沿问题。包括做好土特产文章与乡村产业发展,产业转移、产业园区与乡村振兴,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价值转换,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拓宽农民共同富裕路径等。研究、论述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乡村产业发展目标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发展乡村产业?需要从产业形成、发展规律、“土特产”、多次产业、产业融合等多个维度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有些问题,比如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价值转化,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前沿问题。主要是:人力资本开发积累、能力建设体系与人才培养、让乡村文化活起来、乡村志愿服务与乡村共同体建设、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等问题。以人力资本开发积累的问题为例,首先要涉及的问题就是:村里现在以老人为主了,人力资本怎么积累?但是老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有孩子,有的还有孩子的孩子。因此,乡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的落脚点就在教育领域。从理论维度可以这样理解这一问题:这一代人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已经非常有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入手,让这些老人有尊严地过完这一生,而把人力资本积累的着力点放在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培养投资上。那么,经过两代人,只要孩子的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村里的持续发展问题,最终能够让这样的村庄和居民真正融进现代化进程。对类似问题,如果理论上的认识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不够系统,就容易导致政策上的短期化,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等问题。

    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前沿问题。主要有: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驻村帮扶与为农服务能力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

    关于内生发展动力的理论前沿问题。国际国内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内生发展动力,外部的帮扶效果难以持续。扶贫脱贫,需要提升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振兴,同样需要内生发展动力。制定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增强政策,需要有更扎实的理论性支撑。内生发展动力的理论前沿问题,主要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帮扶体系的转型与发展、东西部协作机制优化、农民的组织化、特殊群体发展、乡村治理的农民参与及主体性培育、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

    (三)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全面振兴理论)

    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这是中国特色,其理论呈现为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中的特论。脱贫攻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体制制度优势,集中全国、全党、全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近亿人的绝对贫困问题,这在其他的国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并不排除其他国家认为这项机制好,有向我国学习脱贫攻坚经验的需求。因此,需要从理论上总结、阐述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经验、启示性意义和蕴含的理念、方法和机制。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否具有普适性,就需要理论上的阐释。比如,党领导乡振兴的理论机制和路径,实际上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怎么抓、怎么促?党建领导下的法治、自治、德治体系怎么构建?均需要从理论上认识和理解。再比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县乡村全过程、各环节,落实到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贯彻执行、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营造乡村振兴良好氛围中,等等,都属于抓好党建促乡村全面振兴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

    总之,推动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是新征程上更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方面创新的需要,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是为全球城乡融合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研究、构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照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观照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乡村全面振兴道路的丰富拓展,观照中国乡村全面振兴促进人类进步的知识、理论、实践、方法贡献;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党的“三农”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不断系统概括、研究和阐释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实践、新模式、新价值、新理论,不断推进对中国有价值、对世界有意义的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建构。

    注:参考文献省略,完整版本请阅读《社会科学家》2025年1期。

    作者简介

    黄承伟(1965-),广西灵山人,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扶贫志》编写组组长,研究方向为反贫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来 源:社会科学家杂志社

    总监制:姚卜成

    监 制:韩世雄

    编 辑:张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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